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镍元素对不锈钢的影响(A)


更新时间:2022-08-01  


  抛开哲人之间的风流韵事不谈,波伏娃的《第二性》,可以说是女性主义经典,而阿伦特的《极权主义起源》更是20世纪反思极权主义、甚至是整个人类历史上的政治经典。相较于波伏娃,阿伦特的犹太人身份,以及二战期间从纳粹德国逃亡的经历,更是给她带来了对世俗社会更多关注的责任,也正是如此,也让她成为20世纪最具原创性、最有影响力的政治思想家之一。

  即便如此,对于国人来讲,阿伦特的名字还大多停留在她与海德格尔之间的韵事里,更多人认识阿伦特,也不过是从一些哲学和政治的八卦新闻中,却很少真正的去接触她的思想。而另一方面,阿伦特的确是不像霍布斯或者罗尔斯那样,连续的创造出一套有体系的政治哲学,她的大多数思想都是分散在她更具文学性的、时效性的、以及隐喻性的文本当中,这也给读者带来了极大的阅读困难。

  好在,阿伦特的主要著作基本都已经翻译成中文,在综合了十余本阿伦特本人以及后世的编著的中文书籍后,在此用四篇内容来展现出阿伦特的一些生活和思想的侧面和主要著述的核心内容,以供有兴趣的读者参考。

  阿伦特本人著作:1-《极权主义的起源》、2-《人的境况》、3-《在过去与未来之间》、4-《艾希曼在耶路撒冷》、5-《论革命》、6-《身处黑暗时代的人们》、7-《共和的危机》、8-《责任与判断》(中文修订版名为《反抗“平庸之恶”》)、9-《精神生活》(两篇:思维和意志)、10-《政治的应许》、11-《共和的危机》

  其他著作:12-《剑桥阿伦特指南》、13-《阿伦特手册 生平·著作·影响》、14-《朋友之间 汉娜·阿伦特、玛丽·麦卡锡书信集》、15-《海德格尔与阿伦特通信集》

  1906年10月14日,阿伦特出生于德国汉诺威市。父母均出自殷实的犹太商人家庭,并且是19世纪沙皇迫害犹太人期间从俄罗斯移民至东普鲁士的犹太人后裔。阿伦特出生几年后,他们一家从汉诺威迁回哥尼斯堡。阿伦特七岁的时候,父亲和祖父相继因病去世。后来俄罗斯军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入侵东普鲁士之时,阿伦特的母亲带着她逃往比较安全的柏林。幼年的阿伦特生活在战争的笼罩和失去亲人的悲痛氛围当中。

  阿伦特是一个早熟的孩子,在上幼儿园之前就已经能够阅读了。她的母亲曾是开放、进步的女性,并且还是积极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她把女儿送入哥尼斯堡的一家女子学校就读。进入高中后,阿伦特的兴趣就集中在哲学上,痴迷于涌现出来、以雅斯贝尔斯和海德格尔为代表的批评性思潮,随后便以合格的成绩进入了海德格尔执教的马尔堡大学,开始了他的大学生涯。

  起初,阿伦特对自己的专业,犹豫在希腊语和神学之间。而后她的兴趣转向了海德格尔,同时这种转向也得到了海德格尔的回应。这位18岁的女孩,成为了海德格尔的学生,以及恋人。这段恋情起初只有阿伦特的一位同学知道,大家都小心谨慎地隐瞒着海德格尔的妻子和孩子们,直到两位当事人去世二十多年后,他们之间来往的信函才被公开发表,世人也得以一窥他们恋情的究竟。

  我着了魔。你可爱双手的沉默祷告和你明媚的额头将它庇护在了女人的变容之中。像这样的事情还从未在我身上发生过。在归途的风暴中,你却是更加美丽和伟岸。我本想要连续几晚都与你一起漫游。请将这本小书看作我的感谢的象征吧。让它成为这个学期的一个标志吧。

  求求你,汉娜,再多赠予我几句话吧。我不能让你就这样消逝。在出行之前你会非常繁忙。但只要一点点;而且不必写得“漂亮”。你一能写就写。重要的只在于:你已经写了它。

  海德格尔的话语热烈直接,反观阿伦特的信,则充满了对偶像的敬重与文学青年的遣词,在一封给海德格尔的信中,阿伦特用一种第三视角对自己的观察这样写道:

  每当她从长长的、多梦的然而却深度的睡眠(在其中,一个人如此完全地与她自己融合在一起,就如同与她所梦的完全融合在一起一样)中醒来的时候,对世界的事物她都拥有同样的羞怯和犹疑的柔情,这世界使她明白她本己生命的多大部分已经完全沉没在了自身之中——人们可以说,像睡眠一样,如果在日常生活中有与之可比的东西的话——已经经过了多少历程。因为她早已面临着陌生与柔情成为一体的危险。柔情意味着羞怯的、犹疑的喜爱之情,不是放弃,而是一种触碰,这种触碰是爱抚、愉悦和对陌生形式的惊奇……

  当然,海德格尔作为哲学大师,也不可能一直是那么直白的表达,在1925年5月1日给阿伦特的信中,海德格尔写出了一封标准的哲学情书:

  爱还会是与之一起在心灵中提升的伟大信仰吗,如果等待和守护不恰恰是持续着信仰的话?被允许去等待被爱的人,是最美妙的事情——因为在其中被爱的人恰恰“在场”。

  让我带着这种信仰进驻你心灵最深和最纯洁之处吧。在日记中和在沉默的、苦楚的相遇中,你对我展示的是如下事实:在你生命中存在着一种不动摇的确定性和稳靠性。

  而且,我甚至已经变得对你心灵的这种羞怯的自由和未受威胁的希望负有罪责了。

  而且,我不是把你颤抖的心灵驱入玫瑰花之中,驱到清澈小河边,驱入田野上空的太阳的炙热、风暴的狂啸和群山的沉默之中——而是将之驱入了丑陋的东西、荒凉的东西、陌异的东西、做作的东西之中。

  而且,当不久前的寂静和夜晚的清新包围着我们,河流在黝黑的树干之间向我们闪耀,马儿清晰的蹄声在孤寂的道路上延宕,你在这一切之中感受到了如此纯粹的快乐——这时我给予你去经受的东西又与我相遇了……

  除此之外,海德格尔有时还会抛下哲人的理智,客串一下浪漫的诗人,写下一些让人觉得有些好笑的蹩脚的“诗”,比如这首《奏鸣曲鸣响》:鸣响的东西在鸣响,它沉降,入从不悲鸣的东西之中,唱入没有被冒险试过的东西之中,从花冠中被形成的东西,生发着,将爱和痛爱抚地邀请进相同者之中。

  不过这种秘密的恋情并没有持续太久,阿伦特于1926年离开了马尔堡前往海德堡大学,并获得了另一位德国哲学大师雅斯贝尔斯对其哲学论文的指导。在此期间她与海德格尔仍有联系,但是已经不再是那种热恋的关系。当与纳粹党有公开联系的海德格尔在希特勒1933年当选总理后接任弗莱堡大学校长一职,并像德国其他大学一样驱逐那里的犹太教师时,阿伦特就开始质疑海德格尔的反犹倾向,并不再与其他联系,直到1950年。

  海德格尔对阿伦特来说,是她思想的启蒙者和精神的导师,他教会阿伦特的缜密思维使其受益终身。他一直是她的“思想楷模”,直至她发现他在浪漫的反现代主义掩饰下的纳粹本质的可笑。海德格尔在与阿伦特了结了这段关系之后,并未对她在哲学方面的发展表现出丝毫兴趣,但他却告诉阿伦特,她一直是他从第一部著作以来写作的灵感之源和生命之爱。

  1950年,当阿伦特决定再次与海德格尔联系之后,她释然了,也彻底的放下了曾经的那种少女的爱恋,能够与海德格尔平等地、坦诚地交谈。

  除了海德格尔,给阿伦特的思想带来巨大影响的还有一位就是被她视为父亲雅斯贝尔斯。他的个人修养和对政治理想的追求都使他有能力、有勇气抵制国家社会主义。他如康德般的亲和力,也令阿伦特将其视为哲学上追求的新楷模。

  二战期间,阿伦特流亡到巴黎,并于1940年与第二任丈夫布吕歇尔结婚,在结束了两周的拘留营(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政府为敌国侨民设立)的折磨后,她经比利牛斯山脉到达里斯本,并最终前往纽约。值得一提的是,这条逃亡路线与瓦尔特·本雅明的类似,但本雅明却在西班牙边境受阻,并最终选择了自杀。

  流亡美国的日子,这对逃出纳粹魔爪的夫妇也并不轻松。阿伦特开始学习英语,布吕歇尔去工厂做了一名工人,阿伦特用日渐熟练的英文撰写书评,同时还为一份销量不错的德文日报的政治专栏供稿。随着生活的逐渐稳定,阿伦特也就此开启了她人生的第二个阶段,在新大陆这个异乡,以写作为生,并收获颇丰。

  总体地去考察阿伦特的思想,并希望得出一个体系化的结论是非常困难的。除了写作方式外,阿伦特并没有有意的将自己的思想构建成一个诸如康德、黑格尔一样严谨而闭合的体系,很多时候,他都是在大量的叙述中,夹杂着一些个人的观点,不过那些观点当中,还有很多是以一种冷冷的讽刺口吻讲出,如果不能切身的去感受阿伦特当时的思路的话,就很容易陷入一种前后矛盾的语义森林中。

  不过她的思想也并非无迹可寻,特别是当了解了她的主要著作之后,虽然很难看得清那个思维的大厦,但却能隐约的感受到它们共同的地基和思想动力,那就是阿伦特对反犹主义、极权主义的持续关注以及对人该如何共同生存的不断反思。

  对此,可以从雅斯贝尔斯的一段经历中看到端倪。雅斯贝尔斯并不是犹太人,但他的太太是。随着纳粹的掌权,战前巨大的学术名誉并没有成为雅斯贝尔斯的保护伞,反而让他步履维艰。整个二战期间,雅斯贝尔斯都是在不断地躲藏中度过的,并为自己和妻子准备了最后的道路——在被抓前自杀。有消息称1945年4月14日,雅斯贝尔斯和妻子将在“最终解决”方案的执行下被遣送走,但好在3月30日他们所在的海德堡就被美军占领,这对夫妇逃脱了被押遣甚至被“解决”的厄运。

  战后,很多报纸载文把雅斯贝尔斯坚持与妻子在一起并没有逃离的行为描绘成英雄所为,随后他发表声明“反对这种虚假的颂扬:失真是有害的,即使它出自善意……对这种虚假的颂扬,我们在纳粹时代以后比以往时候都更反感。我不是英雄,而且也不想当这样的英雄。”

  雅斯贝尔斯在第一次公开表达对希特勒国家看法时又讲过类似的话:“我们这些幸存者没有去寻求死亡。当我们的犹太朋友被押遣走的时候,我们并没有上街示威,也没有大声呐喊。我们没有这样做,哪怕自己也遭杀害。相反,我们苟且地活着,其理由尽管是正当的,但却是那样的软弱无力,这个理由便是:我们的死亡无济于事。我们仍然活着,这就是罪过。在上帝面前我们知道,我们受过何种屈辱。”

  这种“活着的罪过”,想必深深地刻在阿伦特的心中,作为一个犹太人,在战时逃亡新大陆,在大洋的另一边,听着同胞被屠戮的消息,她会觉得自己是为了生存而丢掉了犹太人的尊严么?这很难说,但大屠杀本身,就成为了阿伦特所有观点的起点和思想发展的动力。

  从为什么是犹太人遭到大屠杀这个问题,阿伦特不断地追问,直到发现了当时的两种极为残忍又罕见的全新政治模式——希特勒和斯大林领导的两个国家体制。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阿伦特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判断,极权主义,不是像很多人想当然的那样是专制的进化,而是一种在人类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全新政治模式。

  随后,阿伦特又回到古时的政治哲学中,以希腊和罗马为参考,去探索一个问题——是什么导致了极权主义的形成,这些思考成果凝结在《人的境况》中,虽然这本书一次都没有提到过极权主义,但从内容结构和结论上看,都是对《极权主义起源》的一种呼应,因为起源这本书中仅仅是从历史的角度来来考察了极权主义,而在境况一书中,阿伦特从人类学、政治乃至哲学的角度去考察了“前极权主义”的情况。

  不过,在阿伦特对极权主义的研究中,还是缺少了一部分,恰好在以色列逮捕了艾希曼并准备审判的时候,阿伦特找到了这个机会,即近距离观察极权主义政权当中具体的执行人的机会。她向《纽约客》申请成为报道庭审过程的记者,并最终将相应的内容集结成为一本将她顶到风口浪尖的书——《艾希曼在耶路撒冷》。

  对艾希曼“平庸的恶”的形容以及对欧洲犹太组织和犹太领袖的指责,让阿伦特一时间成为“同情纳粹”、“责怪同胞”的人冷酷的人。除了跟风的大众纷纷谴责之外,在以色列、在学术领域,阿伦特也因为这本书成为“公敌”。不过半个多世纪过去后,对阿伦特的指责平息了,而“平庸的恶”却永久地在人类的文明中流传了下来。

  在“平庸的恶”之后,阿伦特极力的淡出公众视野,但她已经成为了20世纪最受人瞩目的政治思想家之一,她也持续的对所处的时代进行独立而深刻的观察,她的主要著作以及年代如下:

  1951年,《极权主义的起源》;1958年,《人的境况》;1961年,《在过去与未来之间》;1965年,《艾希曼在耶路撒冷》;1965年,《论革命》;1968年,《身处黑暗时代的人们》;1972年,《共和的危机》;1975年,《责任与判断》(中文修订版名为《反抗“平庸之恶”》)。

  在生命的最后阶段,阿伦特再一次回归到极权主义,回到对极权主义形成的原因的探索,回到对“平庸的恶”中的那种“不思考”的思考,并试图将自己的经验总结成体系。金钱树、金钱树香港论坛此时她构想了一本名为《精神生活》的书,内容分为三个部分:思维、意志和判断。

  1975年,阿伦特在她瑞士的膳宿公寓度过了一个安静的夏末。为《精神生活》最后一部分《判断》的写作她阅读了康德的著作,还拜访了一些朋友,她尝试着放松自己,但却还是不轻松的拜访了生病和几乎耳聋的海德格尔,那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

  秋天,阿伦特回到了纽约,进入冬天后的一次朋友聚会之后,阿伦特心肌梗死发作,于1975年12月4日,带着还未完成的《判断》,离开了这个给她带来痛苦,也带来爱与希望的世界。